作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一个逐渐实现话语理论系统化体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理论自身创新发展过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不仅是对新时期我国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愿景目标擘画与战略部署，更是对我们通过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要求。

“两个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动力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指出，新时代十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实践到理论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迈上了一个大台阶。而总结理论层面上发生的伟大变革，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确立与丰富发展，其根本动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推进和深化的“两个结合”。具体而言，它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在现实中国背景语境下，生态文明建设既不能任凭生态环境问题蔓延而不顾，靠牺牲生态环境质量来获得暂时性局部性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各种生态中心主义者宣称的不计成本不考虑民众基本需要及其满足的无条件保护，而是尽可能地做到二者的合理结合，也就是努力实现协调发展或绿色发展的理念思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和系统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取向目标是一致的。绿色发展或生态文明建设的要义，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对于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与智慧，它们至今仍然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或现代文明的建设离不开中华优秀生态文化的传承弘扬，比如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目标任务的概括就与中华民族崇尚自然生态之美的心理架构有着密切关联，也就更容易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动员。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所提供的滋养并不限于我们先人那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或智慧做法，还包括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的生态文明史观和生态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说，唯有在这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其三，自觉着眼于构建中国标识鲜明的自主性生态文明知识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无疑将是一种历史性创新的理论与实践，而要实现这种双重意义上的结合，一个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明确意识到并自觉坚持理论与实践上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其要旨在于，中国自身既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问题的认知主体，也是在不断推进现代化全面协调性的过程中逐步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问题的实践主体。因而，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归根结底是一个中国自主推进与实现绿色现代化的故事。这里有两点是极其重要的，一是这种对自主性认知与实践的强调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或背离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共同性路径手段或基本规律，二是我们必须能够做到不断自主总结与反思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同时段或地域实践中的制度政策创新及其支撑性理念文化。

森林“大宝库”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生动实例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观点借助于创造性实践而萌生孕育、体系化并不断创新发展的实例是很多的，而颇具代表性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历时30多年演进而成的森林“大宝库”观。

习近平总书记1989年6月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就在多次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并提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良性循环等”。2022年春，他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首次指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碳库”；不久后在海南考察时明确提出，绿水青山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此后，他多次使用这一新表述。比如，他2023年9月到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北极村考察时特别强调，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要树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理念，在保护的前提下让老百姓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至此，最初的关于森林“三库”多重功能价值的观点，就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大宝库”理论。

其一，理论命题意涵的深化拓展。严格地说，森林“三库”表述本身就不是一种孤立性的理解，而是要强调，森林作为生态系统的代表性组成部分扮演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基础性功能，以及这些功能在一个新的发展理念之下可以有着更加全面协调高效的发挥。而30多年后“碳库”一词的追加，则大大拓展与时代化了我们对于森林生态本身功能和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认知。

其二，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理论从来不会产生于“乌有之乡”，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在内的一般绿色理论也是如此。可以说，正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以及后来在福建和浙江等地的大胆而持续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呼唤着、也日益强化了他对于森林“三库”的理论概括与凝练。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同志在提出和阐述“三库”时首先考虑的还是闽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并由此关注到和强调森林的多元功能及其充分发挥。至于“三库”向“四库”“大宝库”的表述转变，更是首先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阶段性变化与提升。

其三，理论自觉基础上的创新主动。认识一旦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和大众自觉，就会展现为强大的精神推动力量。无论是早期的“三库”还是如今的“四库”“大宝库”，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的“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生态兴则文明兴”“林草兴则生态兴”等更加一般性的理论命题或表述，都会明显展现出一种生态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意义上的规约与动员意蕴，从而激发整个社会更加自觉与主动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以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丰富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第十二部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调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并从“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等三方面做了详细规划部署。而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来看，这将既是一个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实践创造过程，也将是一个通过生态文明创造性实践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创新过程。因而，我们必须在深刻领会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精髓要义的同时，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谱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发展的时代篇章。

其一，主动回应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出的新要求。经过新时代十年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制度骨架和政策体系已经初步确立，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领域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也必须看到，迈入新征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还依然面临着诸多需要花大力气来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仍未根本缓解、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还需大幅度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等长远总体目标还没有实现，甚至可以说许多议题领域中的决定性“拐点”尚未到来，另一方面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式现代化总目标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要求，都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以改革创新思维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其二，正确处理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四重关系”和“五大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方针原则，这次《决定》将其概括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它的理论依据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概括的“四重关系”和习近平同志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所强调的“五大关系”。前者明确要求，推进新征程美丽中国建设，必须努力做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体化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协调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整体推进”，而后者则强调指出，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应该说，这些重要论述准确概括了在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基础上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需要着重认识与处理好的主要问题或矛盾关系，具有强烈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与指导意义。

其三，着力突破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制度协同与集成创新。应该说，注重系统思维和顶层设计是我国新时代十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表征，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体现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四梁八柱”的基本确立。但也必须看到，部分由于实践进程本身的客观限制，过去十年中，党和政府所制定的大量政策文件的制度化落实、不同政策部门主导下的生态文明建设重大举措、不同地域着力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实践等等，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或不足。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进一步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不断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同时，推动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